淮安区藏军洞历史考证

　　淮安区(古称山阳、淮安府治所)作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军事重镇，其地下传说中的藏军洞始终是地方历史研究的谜题。结合地方志乘、文人记述及现代勘探成果，可对其历史面貌、建造渊源与存在性质进行系统考证。

　　一、文献溯源：从"地洞"到"藏军洞"的记载演变

　　淮安区藏军洞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但其名称与细节随文献传承逐渐演变，核心史料呈现清晰的流变脉络。

　　明末冯一蛟所著《闲园志遗》被公认为最早提及此遗迹的文献，可惜原书已佚，仅能通过后世方志转引窥其梗概。清代学者吴玉搢在《山阳志遗》卷一中明确记载："新城东门城下旧有地洞，周环丈余，深不可测，上有横木遮之，俗呼藏军洞。相传建城时造，直达柳浦湾，去城三十里，不知所用"。此处"俗呼"二字关键，表明"藏军洞"并非官方定名，而是民间对该地下设施的俗称，且吴玉搢以"相传"表述，显见其对建造背景持谨慎态度。

　　至清代方志编纂时期，记载愈发具体且态度趋向肯定。《乾隆淮安府志》卷28《古迹》首次以"藏军洞"为正式条目，明确其"在新城东门楼下，有地洞深不可量，乃创城时建"，并标注"事见邑人冯一蛟《闲园志遗》"。《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则进一步补充细节，将位置精确为"新城东门楼下"，新增"即地上量度之，直至新城东门下"的记载，并明确称其"至今尚存"，与《山阳志遗》"今不知其处"形成时间线差异，推测反映了明末至清中叶遗迹的存废变化。《光绪淮安府志》虽仅简记"在新城东门外"，但延续了"藏军洞"的定名传统，固化了这一历史称谓。

　　民国时期的文献则提供了重要补充。卢福臻《咏淮纪略》在引述同治县志记载后，结合城防史考证指出"新城创于元末，张士诚将史文炳守淮安，始筑土城。明洪武十年，指挥时禹取宝应废城砖石筑之"，为藏军洞"创城时建"提供了城防背景参照。礼部尚书李宗昉《山阳春赋》中"满浦关峙，藏军洞幽"的描述，更将其与河下古镇(古称满浦)的军事地理格局相关联，暗示了遗迹的防御价值。

　　二、实物佐证：地洞遗迹的发现与特征

　　除文献记载外，明清至近代的多次地洞发现，为藏军洞的存在提供了实物线索，且呈现出分布集中、形制统一的特征。

　　最早的实物发现可追溯至万历末年，"菊花沟农人挑沟，忽见砖壁，以为水淤砖桥也。毁之，得砖若干，建太平庵于其处。因取砖无尽，始知为此洞，惧而填之，这一发现印证了文献中"直达柳浦湾"的记载，表明其延伸范围确实远超城垣之内。清代至近代的发现则更为系统：乾隆年间，新城西门外相家湾居民修宅时"掘地见洞，上下约五尺，洞首以石板遮盖，下洞砖阶五层，洞周身砖砌，每去三五尺壁有方穴，疑置灯者，深入里许有土神祠;同治年间程锺在《淮雨丛谈续编》中记载，河下相家湾街近钉铁巷口发现地洞，"上如桥圈，下可容人行，阔五六尺，两旁砖壁，隔数尺有小洞，疑为置灯而设"，并推测与乾隆年间发现的地洞"必有相通;李元庚《梓里待徵录》则记录二帝阁东徐姓屋地下的地道遗迹，"上盖石板，如深巷然，两旁粉壁，壁上壁洞约置灯处，用火系匠人腰深入数十丈未竟而回"，时人传言"通下关或刘伶台。

　　这些发现虽分布于新城东门、西门及河下区域，但形制高度一致：均为砖石砌筑，宽五六尺、高约五尺，设有石板封口、壁洞灯台等设施，部分带有砖阶或分支结构，符合地下军事设施的典型特征。更重要的是，这些遗迹的分布区域与文献记载的藏军洞走向基本吻合，印证了其可能是同一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

　　三、现代勘探：科学视角下的规模与格局

　　21世纪的科学勘探为藏军洞的存在提供了关键性实证，首次以量化数据揭示了其宏大规制与地理分布。

　　2001年5月，江苏省地震工程研究所与江苏省工程物理勘察院的专家团队，在淮安区开展了三次精密磁测与探地雷达勘查。结果显示，自季桥大湾起，向西经太平、三流、甘沟里、城东乡高岗，直至淮城的下关、新城，地下存在埋深5至7米、长达30多华里的连续构筑物。这一发现与《山阳志遗》"直达柳浦湾，去城三十里"的记载高度契合，证实了藏军洞传说中的宏大规模并非虚言。

　　勘探还在原淮安体育场内、新村一区60号民房地下发现异常构筑物，其位置与明清文献记载的"新城东门楼下"及近代发现的河下地洞区域形成呼应，进一步印证了该地下体系与城防设施的有机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勘探结果所揭示的"三十多华里"长度与"埋深5至7米"的结构，恰好回应了民间"洞宽可五马并行，洞长达三十余里"的传说，也解释了为何古代多次发现却始终未能窥其全貌——因其并非孤立地洞，而是贯通城乡的大型地下网络。

　　四、争议与推断：建造年代与功能定位

　　尽管文献与实物证据充分，但关于藏军洞的建造年代与核心功能，学界仍存在争议，主要形成以下两种推断：

　　(一)建造年代：元末始建与明代增筑说

　　结合城防史与文献记载，"创城时建"是核心线索。民国卢福臻指出新城始建于元末张士诚部将史文炳守淮时期(土城)，明洪武十年由指挥时禹改建为砖石城[__LINK_ICON]。由此形成两种推测：其一，依据《同治山阳县志》转引《闲园志遗》"创城时建"的明确记载，结合元末淮安战乱频繁的背景，推测为张士诚筑土城时所挖的防御地道;其二，考虑到明代多次增筑城垣，且现存地洞多为砖石结构，推测为洪武十年改建砖石城时同步修建，或永乐二十一年"增筑城楼"时扩建的军事设施。两种推测均有合理性，目前倾向于"元末始建、明代完善"的渐进式建造过程。

　　(二)功能定位：军事防御与多重用途说

　　从设施特征与历史背景看，其核心功能应为军事防御。宽五六尺、高五尺的空间可容士兵通行，壁洞灯台保障照明，30余里的长度可实现兵力隐蔽调动与伏击，与淮安"铁打的淮城"的军事地位相符。但部分发现也暗示了其他用途，如乾隆年间发现的地洞内"有土神祠"，可能兼具祭祀或仓储功能;而民间"避寇"的猜测，反映其在战乱时期或承担民用避难功能。因此，藏军洞更可能是"军事为主、多重用途"的地下综合设施。

　　结语

　　淮安区藏军洞并非单一的地下洞穴，而是由元末始建、明代完善的大型地下构筑物网络。其历史面貌通过《闲园志遗》、清代方志等文献得以传承，经明清至近代的多次实物发现得到印证，最终由现代科学勘探揭示出30多华里的宏大规模。尽管建造的确切年代与具体功能细节仍待进一步考古发掘证实，但作为江淮地区罕见的古代地下军事设施遗存，它不仅见证了淮安作为军事重镇的历史地位，更展现了古代先民在地下工程与城防建设中的非凡智慧，堪称研究明代军事防御体系的重要实物例证。(季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