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评传|文坛朱墨犹看尽 未了斋中未了情

　　文坛朱墨犹看尽 未了斋中未了情
——袁鹰评传
咸高军

　　1924年深秋，古城淮安南门更楼东，一个名叫田钟洛的孩子降生在原直隶总督杨士骧的旧宅内。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日后驰骋文坛近八十载，横跨散文、诗歌、儿童文学、新闻编辑、文艺评论诸多领域，成为当代中国文坛德高望重的著名作家袁鹰的那个人。从风雨飘摇的抗战岁月，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再到思想解放的改革开放，直至盛世安和的新时代，他始终以笔为灯、以文铸魂，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践行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家国理想、文人风骨与乡土深情，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与不朽的精神风范。

　　动荡岁月孕育文心

　　袁鹰的文学根脉，深深扎在故乡淮安的水土之中。淮安地处运河要冲，文脉昌盛，英才辈出，既有运河烟波的温润灵气，亦有苏北大地的刚毅厚重。他出身于没落的书香世家。祖父田毓璠(字鲁玙、鲁渔，晚年别号耐佣老人)是清光绪癸卯进士，曾先后任安徽宁国、太和知县，六安知州。辛亥卸任后，又在家乡办学，办图书馆，开展设粥场赈灾救济等多项公益事业。袁鹰幼年时随祖父左右，识字、读唐诗、学对联，早早埋下了文学的种子，祖父在家乡的善行，道德文章，对其成长影响极为深刻。他曾说：“写作的爱好最早是从对阅读的喜爱开始的。我从小爱看书。幼时在家乡，祖父有一间书房堆满了线装古书。” 袁鹰后来还写了《淮安梦影》和《童年梦片》等散文，回忆了他在淮安生活、学习的情况。1934年，10岁的袁鹰随全家迁往杭州，插班考入杭州师范附属小学。这所学校的国文课本全是白话文、新诗、寓言等，教国文的金老师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晚年，袁鹰回忆起这位老师时说：“金老师很注重鼓励我们课外阅读，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养成这个好习惯。他把课外阅读作为国文作业来布置，有时指定一两本书作为全班的共同阅读书。他要我课外阅读最早的书，就是意大利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和冰心的《寄小读者》。”

　　1938年初春，袁鹰的父亲决定举家迁居上海。到了上海租界，袁鹰一家在曹家渡的一个弄堂里安顿下来。在这块土地上，袁鹰萌发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在上海期间，袁鹰就读于无锡师范初中部和扬州中学，最喜欢去福州路文化街，穿梭在生活、开明、光明等书店。这些书店有大量进步书籍，开架出售，可以站在那里看。“我是福州路文化街上的常客”。成年后，袁鹰回想起来说，每天下课后在开明书店的店堂里站着读书，成为他的一大乐趣。他认为，阅读的兴趣和习惯可以慢慢对一个人的思想、生活发挥作用。在阅读的当时当地，读者并不一定能完全消化，阅读的成果在当时也不一定看得出来，“但它会像种子一样落于心田，哪一天就发芽、开花、结果了”。就这样，袁鹰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开明版的高尔基《俄罗斯浪游散记》等。有一段时间，袁鹰对话剧剧本产生了兴趣，他就陆续从申报图书馆有计划地将田汉、夏衍、于伶、陈白尘的剧作通读了一遍。后来有段时间迷上散文，袁鹰又读何其芳、李广田等作品，有些名篇几乎可以整段背诵。1940年8月，袁鹰写了一篇人物速写，是讲一位弄堂小学的校长的故事。这篇题为《师母》的千字文写就后，袁鹰给自己取了个笔名“裴苓”，然后寄到《申报》的“自由谈”副刊。20多天后，这篇短文发表了。这是袁鹰发表的第一篇文稿。从此，他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也让他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高中毕业前，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大部分学校停了课，袁鹰就和几个同学借了一间小学教室，利用晚上时间教附近上不起学的儿童读书。最多时，学校接收了100多个小孩。他们根据孩子们文化程度的高低编班，从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袁鹰当时负责教六年级，他的班上有十来个孩子。1943年秋，高中毕业的袁鹰考入华东大学教育系。两年后，教育系并入由杭州迁至上海续办的教会学校之江大学。当年，党的地下组织在之江大学建立了支部，发展革命力量，传播进步思想。在这里，袁鹰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而且找到了理想和信仰，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党组织分配的学生活动，编学生刊物《莘莘》《新生代》《联声》。抗战胜利后，袁鹰由地下党员顾家熙介绍，到上海《世界晨报》当记者、编辑。这是一份民间报纸，倾向进步，文化气息浓。袁鹰一边上大学，一边完成采编任务。自此开启了在新闻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报人生涯。不久，袁鹰经党组织安排到地下党直接领导的《联合晚报》编副刊，从《联合晚报》时期开始，袁鹰便一直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亦师亦友关系。上海解放后，袁鹰再度调动工作，参加了《解放日报》的筹备工作。他的直接领导是恽逸群，袁鹰对这位才华横溢、平易近人、宽宏大量的领导十分敬重，也深受影响，他始终牢记恽逸群的教导：“我们办党报要密切联系群众，党报工作人员不要党气逼人。”这句话后来也成了袁鹰几十年办报的座右铭。这段动荡岁月，不仅塑造了袁鹰刚正不阿的品格，更让他确立了终身不变的创作信念：文学不能脱离时代，不能脱离人民，更不能脱离家国。无论日后身居何种岗位，这份从少年时代形成的理想，始终指引着他的人生方向。

　　副刊铸就文坛丰碑

　　1952年，袁鹰奉调入京，进入《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先后担任文艺部编辑、副主任、主任等职务，并出任过国际笔会中国中心理事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主席团成员。此后，他扎根中央党报，成为新中国文艺副刊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袁鹰曾说过，他的副刊思想颇得夏衍的教诲，早在抗战胜利前夕，袁鹰就在上海认识了夏衍，夏衍后来担任文化部领导后，袁鹰仍然经常向夏衍请教，夏衍便经常用“做厨子”的比喻来教袁鹰如何编副刊，做厨子应该适应主人们的各种口味，需要为他们调配不同的菜肴，不能偷工减料，以劣充好，党报的副刊也应适应多方面的读者需要，要办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1956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后，袁鹰主持《人民日报》恢复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他胸怀开阔、兼容并包，团结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等文坛大家，扶持青年作者，打造了思想性与文学性兼备的文艺阵地，让党报副刊成为全国文艺界的风向标。当时，为适应广大读者进一步活跃思想的普遍愿望，副刊部的编辑们都想约请几位有丰富阅历和写作经验的前辈开辟一个专栏。为了保证文章的高质量，袁鹰热情邀请了五位他熟悉而且尊敬的文学前辈：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为专栏写稿。在袁鹰的努力下，五位大作家欣然应允，写起了“小杂文”。在开篇之作《“长短相较”说》中，就明确要提倡学习，提倡长短相较，取长补短。几十年来，经袁鹰编发的稿件见诸报端的有数万篇。他对来稿一视同仁，编报从无门户之见和“高低”之分：革命领袖和党的领导人，一般的青年作者，包括来自基层的投稿者，所有人的文章他都尽心尽力，非常热情。作为编辑，他甘为人梯、奖掖后学，对青年作者悉心指点，许多后来的知名作家都曾受过他的提携。冰心曾赠他“海阔天空气象，风光月霁襟怀”，恰如其人。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的30多年，袁鹰始终把如何为读者服务好的思想、精神作为自己的追求。特殊历史时期，他坚守良知，不跟风、不盲从，以沉默与坚守守护文艺净土。改革开放后，他率先推动思想解放，力主刊发《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丙辰清明纪事》《日记何罪》等振聋发聩的文章，冲破思想禁锢，伸张正义，尊重人性，在文艺界产生巨大反响。

　　文心映照伟大时代

　　尽管袁鹰的岗位在新闻界，他是记者、编辑，又担任领导工作，十分繁忙，但“业余”他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先后出版散文集《红河南北》《风帆》《天涯》《悲欢》《京华小品》《秋水》《花朝》《海滨故土》《上海：未褪色的梦忆》《袁鹰散文集》;诗集《江湖集》《寸心草》《野芹集》;儿童文学《丁丁游历北京城》《时光老人的礼物》《刘文学》《寄到汤姆河去的诗》《在毛主席身边长大》《小红军长征记》;传记文学《长夜什人——于伶传》;随笔集《风云侧记》《生正逢辰》《留春集》《秋风背影》《两栖人》等40余种。真可谓洋洋洒洒，蔚为大观。袁鹰是当代少有的全能型作家，他的作品风格质朴深沉、刚健清新，每一部作品都展现了他的独特风采。他有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成长。在散文方面，袁鹰的作品以情感丰沛和观察入微著称。他关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感悟力，将这些细节编织成了一幅幅生活画卷。他的文字易懂却不失深度，引人入胜。代表作《井冈翠竹》托物言志，借井冈山翠竹歌颂革命风骨与奋斗精神，文字雄浑深情，成为红色文学的经典范本;《筏子》以黄河筏子客喻人生哲理，短小精悍、意蕴悠长，被长期选入语文课本。他的写景散文、怀人散文、纪事散文，皆于平淡中见真情，于朴素中见力量，始终坚持现实主义，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在诗歌方面，袁鹰的作品情感饱满，昂扬向上，表达了对生活、自然和人性的独特理解。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他创作了大量街头诗、朗诵诗，以直白有力的文字唤醒民众、鼓舞斗志，成为反抗黑暗、呼唤光明的战斗檄文;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诗歌聚焦祖国建设、山河巨变、人民幸福，《北京抒情》《歌唱祖国的春天》等作品，热情讴歌新时代、新生活，抒发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诗句朗朗上口、感染力极强。杂文方面，袁鹰的作品观点鲜明，犀利恳切，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杂文，直面社会问题、直击思想桎梏，既坚守原则又饱含温情，《日记何罪》《论“兼听”》等作品，推动思想解放、弘扬社会正气，发挥了杂文“匕首与投枪”的作用，同时又不失文人的理性与包容，体现了他“文以谏世、心系家国”的创作初心。

　　儿童文学方面，袁鹰的作品富有童真和童趣，深深地吸引着孩子们的注意力。他通过语言和情节的设置，带领孩子们进入一个奇妙而有趣的世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刘文学》等作品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语言纯净、立意高尚，用温柔的文字守护童心，用正直的品格引导少年，成为新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财富。

　　桑梓情深心系故乡

　　尽管长期定居北京，远离故土，袁鹰一生从未忘记自己是淮安人。故乡的运河、街巷、文脉、风土人情，始终萦绕心头，成为他精神深处最柔软的牵挂。他常说：“我生在淮安，根在淮安，无论走多远，我都是淮安的儿子。”步入文坛之后，袁鹰始终关注家乡的文化建设与文学发展，以多种方式回馈桑梓。他多次接受淮安地方媒体采访，深情回忆童年在淮安的生活片段，讲述运河文化对自己文学生命的滋养，鼓励家乡挖掘历史底蕴，传承运河文脉，讲好淮安故事。

　　对于淮安本土作家，袁鹰始终格外厚爱、倾力扶持。在得悉家乡作协召开代表大会时，卧床养病的他，竟不顾高龄，亲自执笔，写来贺信：“故乡胜迹，运河帆影，常在梦中闪现，遥望古城，不胜依依。祝故乡文星闪耀文气浓郁，文华飘香，文韵繁荣!”凡是淮安籍作者的作品寄至北京，他无论工作多繁忙，都会认真阅读、细致点评，亲笔回信予以鼓励。他多次为淮安作家的文集作序、题词，肯定他们扎根乡土、书写本土的创作方向，勉励大家立足运河文化、红色文化、名人文化，写出具有淮安风骨的文学作品。许多淮安本土作家回忆，袁鹰先生从不摆文坛大家的架子，态度谦和、语气温厚，对晚辈既有文学上的点拨，更有人格上的感召，是淮安文坛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

　　对于淮安学子与青少年教育，袁鹰更是关怀备至。他始终认为，文学的未来在青年，故乡的希望在少年。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考虑到身衰体病，开始亲自打包将他的著作和一些名家的著作赠予家乡小学。陆陆续续，已有数十次。其中，除他自己不同时期出版的著作外，不乏巴金、冰心、曹靖华等名家珍贵的签名书，而且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他亲手盖的“袁鹰敬赠”这样一枚朱文方印。为了培养孩子们的作文兴趣，他还捐赠了二十万人民币，设立袁鹰作文奖基金。而且尤为感人的是颁发袁鹰作文奖时，每一张证书，他都一一在证书上亲自签上自己的名字。其华灼灼，其情切切，其心悠悠。家乡的师生曾专程赴京拜访，袁鹰总是热情接待，耐心与孩子们交流文学、畅谈理想，用自己的人生经历鼓励后辈勤奋向上。这份深沉的乡土情怀，贯穿袁鹰一生。他走出淮安，走向全国，成为一代文学大家，却始终保持着苏北人质朴、正直、谦和的品性;他身居京华，心系淮水，用笔墨守望故乡，用行动反哺桑梓，诠释了一位游子最赤诚的家国情怀。斯人虽逝，风范长存。在新时代的文学与教育征程上，袁鹰先生的家国情怀、文人风骨与桑梓深情，将永远激励着无数后来者。他的作品，如井冈翠竹般挺拔常青;他的人格，如运河流水般温润绵长;他的精神，如淮上清风般澄澈高远。他用文字点亮时代，用风骨照亮人心，用深情眷恋故土，为当代中国文学留下了宝贵财富，也为淮安树立了一座不朽的文化丰碑。

　　作者简介：咸高军，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淮安市特邀文史委员，淮安区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淮安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现任淮安市楚州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副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