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文化对伟人周恩来精神形成的重要影响
发布时间：2024-09-26 11:00:23
来源：今日快讯
    01 胯下桥：委曲求全  1911年，周恩来在沈阳读书期间，无缘无故地遭到比他大的同学欺侮，喊他“小蛮子”，还打了他的屁股，回家后却被家教甚严、从不护短的四伯父惩罚。周恩来没有为自己申辩，而是默默忍受着。 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因为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也无钱租房子，不得不和同学吴瀚涛挤住在一起。房子是吴家租的，人家是夫妻俩住里间，周恩来只能每天在外间打地铺，还要给人家做饭，作为自己住人家房子的代价。周恩来和吴瀚涛之间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喝多了酒的吴瀚涛曾当着周恩来的面摔酒瓶，向他发火、吼叫。每每遇上这样的情况，周恩来从不和吴瀚涛一般见识，而是忍着羞辱地拿来畚箕、笤帚，默默地将碎酒瓶打扫干净，就像没事一样。他这样坚强的忍让精神是十分罕见的。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把持下，于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多次受到王克全等人的批评，说周恩来和瞿秋白一样犯了“左”倾错误，并提议开除、停止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为避免党的分裂，周恩来诚恳地在会议上作检讨，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所犯的所谓“调和主义”错误承担责任，又主动提出他和瞿秋白一起退出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瞿秋白两人的去留问题上，米夫采取了“留周拒瞿”的做法，即撤销了瞿秋白的职务，把周恩来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内。米夫还在会议上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从现在大量的史料看，周恩来完全处在被委屈的地位，但是为了党，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没有计较。 1958年，我们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头脑发热，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生产热潮，使国民经济的生产比例严重失调，导致全国人民忍饥挨饿，而头脑冷静的周恩来虽然开始也是同意尽快发展国民经济的，是“大跃进”的赞成者，但是他从1956年起就已看出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先后五次公开提出反冒进。周恩来的这一正确主张却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被迫多次在中央会议上作检讨，一直持续到1962年的中央“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才完全认识到周恩来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 周恩来在十年“文革”期间更是受尽委屈。为了我们党不分裂，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保护一大批老干部，周恩来不得不拚命工作，殚精竭虑，甚至顾不上自己名节，说违心话，做违心事。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那种极为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所承受的巨大委屈整整伴随着他的整个晚年。  02 千金亭：知恩必报  张伯苓（原名张寿春）是周恩来在天津读中学、大学时的校长。他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学识，诸如给周恩来免学费，让周恩来参加新剧演出，编辑校刊，资助他出国留学等等。周恩来也十分敬重这位老校长。周恩来后来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迫于当局压力，张伯苓开除了周恩来的学籍。但周恩来从未忘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抗战期间，周恩来和张伯苓都到了重庆。在一次祝贺张伯苓70寿诞时，同为南开校友、然而却分别从属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同学都聚集在张伯苓家中。大家一起为张校长祝寿、感谢校长栽培之恩。这时，周恩来忽然见到院子内有乘滑竿（类似于轿子），就对他的南开同学、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张厉生说：“我们替老校长抬一趟滑竿怎么样？”张厉生也欣然赞同。尽管张伯苓一再请辞，周恩来他们几个同学还是把他请上滑竿。他和张厉生一前一后，抬着张校长沿着院中的花圃，一连转了两圈。在场的校友都热烈地拍手叫好，张校长也笑得合不拢嘴。因为周恩来也当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所以第二天，“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的佳话就在山城重庆传开了。 由于张伯苓在我国教育界有着很高的声望，蒋介石对他也拚命拉拢，以至后来让张伯苓当上了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见败局已定，不得不宣布下野，让李宗仁来帮他收拾残局。这时，张伯苓为避战乱，不愿随孙科他们南下广州，而是乘飞机去了重庆。在幕后指挥国民党政局的蒋介石便想方设法要他去台湾。周恩来得悉后便通过多方渠道带信给张伯苓“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写稿常用的笔名，社会上无人知道，但张伯苓一见便心知肚明。于是，张伯苓下决心留了下来。1951年张伯苓在天津逝世时，周恩来亲往担任主祭，后来还多方关照张家亲属。周恩来对张伯苓和他的家人真正是做到了“寸草报得三春晖”。 建国初，周恩来在上海参加一个由市长陈毅召开的工商各界名流会议。当一位与会者从周恩来身边走过时，周恩来突然眼睛一亮，脱口喊道：“王先生，您好！”这位姓王的人怎么也想不到总理是在叫他。直到被陈毅叫住，才和周恩来握手，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总理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开完会后，周恩来才告诉陈毅，1928年他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一次因为营救一位被捕的同志，他急需要用一笔钱，就化妆冒险到刚刚秘密入党的杨度家去借。偏偏杨度当时手头也没有钱，而这位王先生当时在杨家作客，一见来人十分着急的样子，二话没说，就把随身所带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了他。周恩来接了钱匆匆离去，那位被捕的同志因为花钱及时而得救了。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王先生怎么能认得当时化了妆又匆匆一见的周恩来呢？但是，周恩来却一直把这事记在心中，并交代陈毅，王先生是为我们革命事业作过贡献的人，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掌握政权了，千万不要忘记这位党外朋友。后来，王先生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受到了有关方面很好的照顾。 1975年12月20日，重病昏迷醒来的周恩来突然提出要见中共中央调查部罗青长部长。待罗匆匆赶到后，周恩来断断续续向他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 周恩来说的这两位朋友一位是发动西安事变的民族英雄张学良，另一位指的是张镇将军。张学良是人们熟知的。对于张镇将军，人们却知之甚少。 张镇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军官学校一期第六队的学生。不过张镇后来追随蒋介石，做了许多伤害革命，甚至杀害共产党人的事。对这样一位反动人物，周恩来临终前为啥还惦记着他呢？ 那是1945年10月8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草签了协议，即两天后正式由双方签字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这对于一生都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将军来说十分高兴，就在国民党陆军大礼堂为庆祝协议草签和欢送毛泽东回延安而举行鸡尾酒会，同时还邀来重庆厉家班子唱京剧《打渔杀家》，招待毛泽东和他率领的中共代表团。 这时，偏偏柳亚子先生来访。周恩来只好婉辞，并让自己秘书（对外称周恩来副官）李少石陪送柳先生回去。后因司机在归途中不慎撞伤国民党伤兵遭到枪击，李少石中弹伤重不治而故。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把这一不幸消息告诉正在看戏的周恩来时，因为周恩来当时不了解真实情况，就警觉地朝最坏处设想：是不是蒋某人要对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团下毒手？他没有惊动毛泽东，而是首先想到了时任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将军。当张镇执学生礼来到他面前时，他当即向张镇提出两条要求：一是要严加侦察，缉凶归案；二是散戏后，请张镇用他自己的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张镇对周恩来的两条要求都照办了，而且做得令人满意。这使周恩来十分感激，以至全国解放后，周恩来多次对童小鹏、罗青长等人说：“将来台湾解放了，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周恩来说到的也做到了，直到他临终，也没有忘记这件事。当时，大陆与台湾隔绝，音讯不通。其实张镇早在1951年就已在台湾去世了。 周恩来如此知恩图报也有着淮安韩信文化的影响。在淮安古枚里街的南半段古运河东堤就建有一座四角亭子，曰“千金亭”。传说韩信被汉高祖刘邦封为淮阴侯以后，衣锦荣归。他特意让人找来当年曾给他饭吃的漂母，给漂母一千两黄金作为报答，以兑现当年乞食漂母时许下的“吾必有以重报母”的诺言。当然，大贤大惠的漂母并没有接受。后人为了颂扬韩信的知恩图报和漂母的贤德，就特地建一座千金亭作为纪念。   03 漂母井：淡泊名利    |
【责任编辑：刘文 杨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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