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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文化对伟人周恩来精神形成的重要影响

发布时间:2024-09-26 11:00:23 来源:今日快讯
在伟人周恩来的身上有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也就是被现今周恩来研究界所公认的“周恩来精神”。这是他善于继承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和自身修养较好而形成的。而其中淮安韩信文化对他的影响至今尚无人提及。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撰文如下,以求教于广大专家、学者。
建国初的1951年,我们国家在北京饭店召开全国第一届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一向注重自己仪表的周恩来提前来到北京饭店,请饭店朱殿华师傅为他理发、刮胡子。当时跟随周恩来的有卫士长成元功和卫士韩福裕。理发厅里比较小,只留下成元功一人在室内陪侍周恩来,韩福裕拿着周恩来的大衣,退到理发厅的门外。这时,毛泽东也来到了北京饭店。人们告诉他,总理正在理发厅理发。毛主席就背叉着双手,信步走向理发厅。守在理发厅门外的韩福裕见主席来了,立即摆好立正姿势,向主席行注目礼(他手臂里兜着周恩来的大衣,无法举手行军礼)。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就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总理的卫士,名字叫韩福裕。”毛泽东在听清了“韩福裕”这三个字后,就上下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英俊魁梧的小伙子,然后说:“你这个名字好呀,包含了我们中国两个大军事家韩信和粟裕,而且你比他们还都幸福。”
毛泽东幽默风趣的话让周恩来听到了,他就让朱师傅停下手中的活,从座椅上站起身,迎着门说:“主席来了。”毛泽东忙说:“我没事,你继续‘化你的妆’。”说毕转身离去的毛泽东却又转过脸来说:“总理呀,大军事家韩信不就是你的家乡人吗?”已经重新坐到理发椅上的周恩来忙回答说:“是的,我老家至今还有许多有关韩信的古迹,对我们的影响可大哩!”
周恩来说的韩信古迹对他的“影响”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一些史实中明显地看到或感觉到。
 01
胯下桥:委曲求全
周恩来一生所受的委屈是谁也说不清的。
1911年,周恩来在沈阳读书期间,无缘无故地遭到比他大的同学欺侮,喊他“小蛮子”,还打了他的屁股,回家后却被家教甚严、从不护短的四伯父惩罚。周恩来没有为自己申辩,而是默默忍受着。
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因为家里没有经济来源,也无钱租房子,不得不和同学吴瀚涛挤住在一起。房子是吴家租的,人家是夫妻俩住里间,周恩来只能每天在外间打地铺,还要给人家做饭,作为自己住人家房子的代价。周恩来和吴瀚涛之间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喝多了酒的吴瀚涛曾当着周恩来的面摔酒瓶,向他发火、吼叫。每每遇上这样的情况,周恩来从不和吴瀚涛一般见识,而是忍着羞辱地拿来畚箕、笤帚,默默地将碎酒瓶打扫干净,就像没事一样。他这样坚强的忍让精神是十分罕见的。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把持下,于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多次受到王克全等人的批评,说周恩来和瞿秋白一样犯了“左”倾错误,并提议开除、停止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为避免党的分裂,周恩来诚恳地在会议上作检讨,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所犯的所谓“调和主义”错误承担责任,又主动提出他和瞿秋白一起退出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瞿秋白两人的去留问题上,米夫采取了“留周拒瞿”的做法,即撤销了瞿秋白的职务,把周恩来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内。米夫还在会议上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从现在大量的史料看,周恩来完全处在被委屈的地位,但是为了党,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他没有计较。
1958年,我们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困落后的面貌,头脑发热,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生产热潮,使国民经济的生产比例严重失调,导致全国人民忍饥挨饿,而头脑冷静的周恩来虽然开始也是同意尽快发展国民经济的,是“大跃进”的赞成者,但是他从1956年起就已看出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先后五次公开提出反冒进。周恩来的这一正确主张却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被迫多次在中央会议上作检讨,一直持续到1962年的中央“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才完全认识到周恩来当时的做法是正确的。
周恩来在十年“文革”期间更是受尽委屈。为了我们党不分裂,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保护一大批老干部,周恩来不得不拚命工作,殚精竭虑,甚至顾不上自己名节,说违心话,做违心事。诚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那种极为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所承受的巨大委屈整整伴随着他的整个晚年。
周恩来为什么能有这么坚强的忍耐能力呢?他小的时候,嗣母(小婶母)陈氏曾带他到离周家很近的胯下桥,向他讲述韩信受辱胯下的故事。周恩来听完后就对小婶母说:“韩信的忍让是对的。”是的,“小不忍则乱大谋”,那时周恩来就已听懂了,并在他的头脑里深深扎下了根。
02
千金亭:知恩必报
知恩必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周恩来一生当中,于公于私都牢记在胸,坚持做到。
张伯苓(原名张寿春)是周恩来在天津读中学、大学时的校长。他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学识,诸如给周恩来免学费,让周恩来参加新剧演出,编辑校刊,资助他出国留学等等。周恩来也十分敬重这位老校长。周恩来后来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迫于当局压力,张伯苓开除了周恩来的学籍。但周恩来从未忘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抗战期间,周恩来和张伯苓都到了重庆。在一次祝贺张伯苓70寿诞时,同为南开校友、然而却分别从属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同学都聚集在张伯苓家中。大家一起为张校长祝寿、感谢校长栽培之恩。这时,周恩来忽然见到院子内有乘滑竿(类似于轿子),就对他的南开同学、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张厉生说:“我们替老校长抬一趟滑竿怎么样?”张厉生也欣然赞同。尽管张伯苓一再请辞,周恩来他们几个同学还是把他请上滑竿。他和张厉生一前一后,抬着张校长沿着院中的花圃,一连转了两圈。在场的校友都热烈地拍手叫好,张校长也笑得合不拢嘴。因为周恩来也当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所以第二天,“国共两部长,合作抬校长”的佳话就在山城重庆传开了。
由于张伯苓在我国教育界有着很高的声望,蒋介石对他也拚命拉拢,以至后来让张伯苓当上了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见败局已定,不得不宣布下野,让李宗仁来帮他收拾残局。这时,张伯苓为避战乱,不愿随孙科他们南下广州,而是乘飞机去了重庆。在幕后指挥国民党政局的蒋介石便想方设法要他去台湾。周恩来得悉后便通过多方渠道带信给张伯苓“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飞飞”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写稿常用的笔名,社会上无人知道,但张伯苓一见便心知肚明。于是,张伯苓下决心留了下来。1951年张伯苓在天津逝世时,周恩来亲往担任主祭,后来还多方关照张家亲属。周恩来对张伯苓和他的家人真正是做到了“寸草报得三春晖”。
建国初,周恩来在上海参加一个由市长陈毅召开的工商各界名流会议。当一位与会者从周恩来身边走过时,周恩来突然眼睛一亮,脱口喊道:“王先生,您好!”这位姓王的人怎么也想不到总理是在叫他。直到被陈毅叫住,才和周恩来握手,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总理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开完会后,周恩来才告诉陈毅,1928年他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一次因为营救一位被捕的同志,他急需要用一笔钱,就化妆冒险到刚刚秘密入党的杨度家去借。偏偏杨度当时手头也没有钱,而这位王先生当时在杨家作客,一见来人十分着急的样子,二话没说,就把随身所带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了他。周恩来接了钱匆匆离去,那位被捕的同志因为花钱及时而得救了。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王先生怎么能认得当时化了妆又匆匆一见的周恩来呢?但是,周恩来却一直把这事记在心中,并交代陈毅,王先生是为我们革命事业作过贡献的人,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掌握政权了,千万不要忘记这位党外朋友。后来,王先生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受到了有关方面很好的照顾。
1975年12月20日,重病昏迷醒来的周恩来突然提出要见中共中央调查部罗青长部长。待罗匆匆赶到后,周恩来断断续续向他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
周恩来说的这两位朋友一位是发动西安事变的民族英雄张学良,另一位指的是张镇将军。张学良是人们熟知的。对于张镇将军,人们却知之甚少。
张镇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军官学校一期第六队的学生。不过张镇后来追随蒋介石,做了许多伤害革命,甚至杀害共产党人的事。对这样一位反动人物,周恩来临终前为啥还惦记着他呢?
那是1945年10月8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草签了协议,即两天后正式由双方签字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这对于一生都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将军来说十分高兴,就在国民党陆军大礼堂为庆祝协议草签和欢送毛泽东回延安而举行鸡尾酒会,同时还邀来重庆厉家班子唱京剧《打渔杀家》,招待毛泽东和他率领的中共代表团。
这时,偏偏柳亚子先生来访。周恩来只好婉辞,并让自己秘书(对外称周恩来副官)李少石陪送柳先生回去。后因司机在归途中不慎撞伤国民党伤兵遭到枪击,李少石中弹伤重不治而故。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把这一不幸消息告诉正在看戏的周恩来时,因为周恩来当时不了解真实情况,就警觉地朝最坏处设想:是不是蒋某人要对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团下毒手?他没有惊动毛泽东,而是首先想到了时任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将军。当张镇执学生礼来到他面前时,他当即向张镇提出两条要求:一是要严加侦察,缉凶归案;二是散戏后,请张镇用他自己的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张镇对周恩来的两条要求都照办了,而且做得令人满意。这使周恩来十分感激,以至全国解放后,周恩来多次对童小鹏、罗青长等人说:“将来台湾解放了,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周恩来说到的也做到了,直到他临终,也没有忘记这件事。当时,大陆与台湾隔绝,音讯不通。其实张镇早在1951年就已在台湾去世了。
周恩来如此知恩图报也有着淮安韩信文化的影响。在淮安古枚里街的南半段古运河东堤就建有一座四角亭子,曰“千金亭”。传说韩信被汉高祖刘邦封为淮阴侯以后,衣锦荣归。他特意让人找来当年曾给他饭吃的漂母,给漂母一千两黄金作为报答,以兑现当年乞食漂母时许下的“吾必有以重报母”的诺言。当然,大贤大惠的漂母并没有接受。后人为了颂扬韩信的知恩图报和漂母的贤德,就特地建一座千金亭作为纪念。
周恩来到天津南开读书后,还专门写过在家踏览钓鱼台、千金亭时的文章,还录写了淮安中学《中学生》杂志的两句诗:谁知一掷鱼杆后,忽地淮阴有伟人。这说明他很欣赏韩信这位知恩必报的大军事家。
03
漂母井:淡泊名利
漂母井在淮安城内勺湖公园的文通塔前。清末这里是一片荒芜之地。周恩来小时曾和乳母的儿子蒋大文等人多次到文通塔下挖野菜,听人讲漂母井的来历:
韩信衣锦还乡后,请来漂母,赏她千两黄金作为回报。漂母不仅坚持不受,而且还怒斥韩信:“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从此,漂母隐姓埋名,悄悄隐居于文通寺附近,默默度过她的晚年。韩信屈死未央宫后,世人为追念韩信功绩和漂母的贤德,终于找到漂母晚年居住的地方。其时漂母早已离开人世,只有她生前使用的一口水井还在,遂被地方民众竖碑勒石保存下来。
周恩来到天津读书时,还就家乡的漂母祠、漂母井等韩信遗迹等录下如下诗句:
漫言宫锦傲渔蓑,
渔舍侯门两若何。
果使功臣返渔钓,
君臣今古白头多。
从这首诗我们就可以看到周恩来的两个方面:一是韩信文化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和重要影响;二是赞赏漂母淡泊名利的美好品德。
周恩来12岁离家,为求知、求解放再未能回家一趟。建国后他当上一国总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也未能重返故乡看看。这当中自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喜欢“衣锦还乡”而炫耀自己,淡泊名利才是他的心愿本色。
1965年初,周恩来从我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出发,想带头把淮安东门外的祖坟平掉,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交生产队耕种。但他担心自己的嫡堂弟媳陶华(周恩硕妻子、周尔辉母亲)想不通,这事便迟迟落实不了。他的胞弟周恩寿知道后,因为他也是在淮安驸马巷长大、14岁才离家赴天津的人。多少年来,周恩寿想家想得要命,就是没有机会回家一趟。这次听说当总理的哥哥要平老家祖坟,需要有人回去做陶华的思想工作,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回家机会,就在一次去西花厅看望兄嫂时对周恩来说:“哥,听说你要平掉老家祖茔?让我回去吧,十嫂(指陶华,周恩硕大排行十)的工作我保证能做好。”“好呀。”周恩来一听很高兴,不料却转脸就说,“不行,你不能回去!”话说得斩钉截铁,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周恩寿思乡心切,平常根本不敢违拗哥哥的人这时却情不自禁地问:“为什么?”“因为你是周恩来弟弟。”周恩来向周恩寿解释说,“你如果回去,人家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都要安排人接待你、陪你,还要招待你,既耽误人家工作,又浪费地方钱财。所以你不能回去。”周恩来这么一说,周恩寿还能说什么呢?后来,周恩来让在西安航校学习的侄儿周尔萃利用放寒假回家的机会在1965年的旧历除夕平掉了淮安老家的祖坟。
周恩来连亲弟弟想回家一趟也不让。他的六伯父周嵩尧先生想回淮安、绍兴、扬州看看他也不同意,怕给地方增加麻烦和经济负担,他自己怎么会轻易回家呢?因为他心中时时想着要淡泊名利,所以他就不可能“衣锦还乡”显示周家的荣耀。
建国以后,人们在对中央领导人的称呼中,只有两个人是被固定喊职务的。那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一个被喊“主席”,一个被喊“总理”,连姓氏都很少加上去。周恩来没有因为被人长期叫职务而飘飘然,而是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党中央曾专门发文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而不要喊职务。有位外国记者就问邓颖超:“人们为什么总喊周恩来叫‘总理’而不叫‘恩来同志’呢?”邓颖超马上回答他:“因为‘总理’是他的小名,他大名叫‘恩来’。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即人们喊他小名,是要他这个人好好的为人民做事。”
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病情严重,基本上不能会见客人。可是他的一个南开同学黄春谷从美国越洋归来,写了一封信通过有关方面送到305医院周恩来病房。周恩来打开一看,见抬头写着“翔宇学兄……”立即就对邓颖超和身边人员说,“让我见见黄春谷。分别都五十多年了,他没有世俗地称我‘总理’,而是还像当年一样称我‘翔宇学兄’。这样的同学我要见。”从他重病中坚持见老同学黄春谷这件事上也反映出周恩来淡泊名利的思想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对家乡韩信文化给他的影响还是兼收并蓄的。韩信是衣锦还乡的,他就没有学;韩信知恩必报,他就学了;漂母扶贫济困,他学了;漂母施恩不图回报,淡泊名利的做法,他也学了。这也正是他成长为世界伟人的过人之处。
 

【责任编辑:刘文 杨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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